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與收入政策通常被稱為四大宏觀調控政策。關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之間的兩兩搭配，理論界與決策層已有相對成熟的認識，但貨幣政策與收入政策究竟如何搭配才能保證供給側改革順利推進，則需要深入細致思考。

　　眾所周知，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內涵是制度與生產要素的變革。無論是制度變革還是生產要素的變革最終都體現為產業升級以及結構調整。通常而言，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注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由于供給側改革是一個長期的命題，因此，伴隨著供給端的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需求端需要改變長期以來依靠投資拉動為主的增長模式，并逐步轉變為依靠投資與消費并重的增長模式。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自我國供給側改革以來，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從2013年的47%上升到2016年的64.6%，而投資對GDP的貢獻率由2013年的55.3%下降到2016年的42.2%。可以看出，隨著供給側改革的深入，消費較投資對GDP的貢獻度上升正體現了經濟增長在需求端的結構性變化。

　　雖然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無論是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還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均需要擺脫過去依靠寬松的貨幣與信貸政策拉動投資和消費，進而促進增長的老路。因為，依靠寬松貨幣與信貸政策拉動，對消費和投資的效果不一定明顯，并易導致資金“脫實向虛”現象的大量出現，最終導致各類資產價格暴漲，制約供給側改革的效果。可以看出，寬松貨幣政策不利于收入分配均衡的實現。

　　從國際經驗來看，在收入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上，美國就有較為慘痛的教訓。在卡特政府時期，美國經濟面臨嚴重的滯脹局面。卡特政府以及美聯儲的決策層認為，寬貨幣信貸政策有責任管理總需求，以降低失業率進而刺激經濟增長。同時，他們認為，通貨膨脹不是貨幣現象，而是由于工會的限制造成“工資—物價螺旋上升”進而導致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由于他們認為通貨膨脹并非由貨幣引發的內在反饋傾向，因此利用貨幣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是難以實現的，且會讓失業率達到無法控制的程度。于是卡特政府運用“自愿指導線”的道義勸告等收入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而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運用寬松信貸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當時公開市場委員會決定容忍1978年12月石油價格沖擊造成的價格上漲，在通貨膨脹上升時保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不變。寬貨幣信貸政策使工資—物價相互推動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演化為預期推動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卡特政府的寬貨幣信貸政策與限制工資的收入政策不僅對治理“滯脹”局面收效甚微而且令“滯脹”局面更加惡化。可以看出，卡特政府用收入政策治理通脹、寬貨幣信貸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搭配正好錯位。

　　當前，我國政府部門通過聯合監管，大力實施金融去杠桿之策，引導資金“脫虛向實”。央行在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提出：“國際金融危機促使國際社會更加關注金融周期變化，各國央行也認識到只關注以物價穩定等為表征的經濟周期來實施宏觀調控顯然已經不夠，以廣義信貸和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金融周期要素失控極易累積金融風險。”可以看出，決策層對于貨幣與信貸政策的謹慎態度。同時，由于資產價格的大幅波動導致居民財富收入的不均衡化，以“中性”貨幣政策托底，運用收入分配政策成為了當前調節居民收入不均衡化的重要政策手段。

　　如何運用好收入政策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進而實現消費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筆者認為，首先應完善生產要素評價與分配機制，保障初次分配的規則公平。主要包括清除市場壁壘，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之間的等級差距和流動限制等；其次，推進個稅改革。依照“增低、擴中、調高”的總原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新稅收體制，通過稅制設計，合理調節社會收入分配，進一步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

　　通過我國的實踐經驗以及國際經驗對比，可以看出，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為供給側改革提供良好的貨幣環境，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和調整收入政策為供給側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可持續的動力源泉。中性貨幣政策與收入分配政策共同為我國供給側改革的成功保駕護航。